自戀與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
楊秀娟 周宗奎 劉慶奇 牛更楓
(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武漢 430079)
摘 要
自戀作為一種人格特質, 以膨脹的自我概念、尋求他人持續的關註和肯定為主要特征, 而社交網站鼓勵多種形式的自我提升行為, 深受自戀者的喜歡。在考察社交網站上的一般性使用行為、不同類型社交平台上、不同性質的使用行為以及具體的使用行為時, 均發現了自戀的顯著預測作用(自我選擇效應); 不同形式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也會強化個體的自戀水平(媒體效應)。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強化(強化螺旋模型)。兩者的關系還受性別、年齡和代際差異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未來研究還需進一步探討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界定及測量、兩者的作用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改進等問題。
關鍵詞 社交網站; 使用行為; 自戀
分類號 B848; B849:C91
自戀通常被視為一種人格特質, 主要表現為膨脹的自我概念、盲目的自我誇耀、優越感和權力感以及需要不斷得到他人的讚賞和崇拜等(Buffardi & Campbell, 2008; Pincus et al., 2009)。有研究者指出, 由於我們正處於一個特權感的時代, 自戀變得越來越常見(Twenge, Konrath, Foster,Campbell, & Bushman, 2008)。自戀者往往具有較強的表現欲, 追求通過提升性的自我呈現以及建立大量人際關系來獲得心理滿足(Campbell & Campbell, 2009; Stoeber, Sherry, & Nealis, 2015)。隨著社交網絡服務的逐漸普及, 社交網站已成為人際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Facebook 作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 其每日活躍用戶量平均已達 9.36 億(Facebook, 2015), 而微信朋友圈和QQ 空間作為國內社交網站的代表, 其使用率分別為 78.7%和 67.4%(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6)。社交網站為個體選擇性地呈現與自我相關的積極信息提供了理想平台(Kauten, Lui, Stary, & Barry, 2015), 而且社交網站上還聚集了大規模的
“ 觀 眾 ” (Bergman, Fearrington, Davenport, & Bergman, 2011), 因而自戀者會更多地參與社交網站活動(Ryan & Xenos, 2011; Wang, Jackson,Zhang, & Su, 2012); 另一方面, 社交網站使用促使個體不斷內化其塑造的積極自我形象, 並有利於獲得他人的支持性反饋, 進而提升個體的自戀水平(Gentile, Twenge, Freeman, & Campbell, 2012;Halpern, Valenzuela, & Katz, 2016)。就自戀與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而言,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不同的視角: 自我選擇效應(self-selection effect)和媒體效應(media effect)。自我選擇效應強調個體的心理傾向對媒體使用的影響, 在該理論視角下的研究主要探討自戀特質對社交網站使用的影響, 而媒體效應強調的則是媒體特征對個體心理傾向性的影響, 在該理論視角下的研究主要探討社交網站使用對自戀的影響。本研究將基於這兩種視角梳理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 並依據 Slater (2007)提出的“強化螺旋” (reinforcing spirals)模型, 探討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外, 本研究還總結了影響兩者關系的個體及社會文化因素, 並對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1 自戀與社交網站使用
1.1 自戀
自戀最初用於精神病理學研究, 被視為一種人格障礙。隨著對自戀研究的深入和測量工具的發展, 社會–人格心理學家將自戀界定為一種存在於正常人群中的人格特質(郭豐波, 張振, 原勝,敬一鳴, 王益文, 2016)。自戀的典型特征包括膨脹的自我概念和強烈的獨特感和優越感, 通過虛榮或自負的自我欣賞來獲得心理滿足, 並在地位、外貌、智力和受歡迎程度等方面持續尋求他人的關註和肯定來維持積極的自我信念(Campbell,Rudich, & Sedikides, 2002; Morf & Rhodewalt,2001)。
作為一個覆雜、多層面的概念, 自戀包含了不同的維度和形式。Wink (1991)通過對自戀量表的分析, 提出了自戀的兩種形式說, 即認為自戀包括誇大–表現欲(grandiosity-exhibitionism)和易損性 –易感質 (vulnerability-sensitivity)兩種形式(鄭湧, 黃藜, 2005)。後來研究者證實了這兩個成分的存在, 並將其簡稱為浮誇型自戀和脆弱型自戀(Miller et al., 2011; Pincus & Roche, 2011)。浮誇型自戀, 主要表現在對自己的技能和權威持有過於積極的態度以及優越感, 愛表現自己並專註於獲得他人的讚賞和關註(Stoeber et al., 2015), 因其具有較為顯著的外顯特征(對他人高度可見),又被稱為顯性自戀(Wink, 1991)。脆弱型自戀則是相對隱蔽的, 又被稱為隱性自戀(Wink, 1991), 主要表現為內心脆弱、缺乏安全感, 過於敏感或警覺, 其自我價值感往往依賴於他人的重視或肯定,當得不到他人的認可時就會表現出社會回避和退縮行為(Miller et al., 2011; Stoeber et al., 2015)。此外, 還有研究者提出自戀的連續體說, 認為自戀處在自我功能調節的連續體上 (Watson &Biderman, 1993), 可分為非病理性自戀和病理性自戀兩類。其中, 非病理性自戀與積極的心理適應有關 , 而病理性自戀則主要用於臨床研究(Pincus et al., 2009), 當自我形象受到威脅時就會呈現出顯著的調節缺陷和非適應性策略(Barry &Kauten, 2014)。
由此可以看出, 自戀主要表現為高度膨脹且不切實際的自我概念, 以自我為中心以及不斷尋求他人的肯定。然而從本質上講, 自戀是多維度的, 還具有脆弱性以及病理性等特征。以往大量研究都將自戀作為單一維度的概念進行考察(如,Davenport, Bergman, Bergman, & Fearrington,2014; Mehdizadeh, 2010), 而忽略了自戀的不同維度和形式的具體特征。現在有研究者開始關註自戀的不同維度和成分 ( 如 , Ahn, Kwolek, &Bowman, 2015; Moon, Lee, Lee, Choi, & Sung,2016), 這便為未來相關研究指明了方向。
1.2 社交網站使用
社交網站是一類允許個體以公開或私密的方式與他人交換信息的網站的統稱(Smock, Ellison,Lampe, & Wohn, 2011), 國外的 Facebook 和 Twitter以及國內的 QQ 空間和微信朋友圈都是這類網站的代表。社交網站為用戶的自我呈現提供了高度可控的環境, 用戶可以謹慎地選擇呈現的內容、時機以及措辭和情感類型(Buffardi & Campbell,2008; Mehdizadeh, 2010), 並可以自主刪除已經發布的狀態或照片(Liu & Baumeister, 2016), 這便為個體的自我呈現提供了一個安全而具有吸引力的平台(Ryan & Xenos, 2011; Wang et al., 2012)。社交網站使用一般指用戶參與網站活動或使用該平台上的資源和功能, 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社交網站使用進行了測量。有研究者從整體量化的角度, 對社交網站使用的頻率、強度以及好友數量等進行測量(Liu & Baumeister, 2016; Onget al., 2011), 有研究者從平台類型的角度進行考察, 如關註國外的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McKinney, Kelly, & Duran, 2012; Panek, Nardis,& Konrath, 2013; Sheldon & Bryant, 2016)以及國內的 QQ 空間、微信朋友圈等平台(牛更楓, 孫曉軍, 周宗奎, 孔繁昌, 田媛, 2016; Wang, 2017),也有研究者從使用方式(主動使用和被動使用)的角度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進行劃分(Davenport etal., 2014), 還有研究者更為關註具體的使用內容,如狀態更新、發自拍照以及回覆或評論他人信息等(丁倩, 張永欣, 魏華, 牛更楓, 周宗奎, 2016;Marshall, Lefringhausen, & Ferenczi, 2015; Moonet al., 2016)。總體而言, 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研究遵循著從一般到具體、由淺入深的邏輯(葛紅寧,周宗奎, 牛更楓, 陳武, 2016; 姚琦, 馬華維, 閻歡, 陳琦, 2014)。為更加全面地了解自戀者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本研究也將按照此邏輯, 從自戀者的一般性社交網站使用活動, 拓展到不同類型的社交平台上的活動, 再到探索自戀者不同性質的使用行為以及具體的使用活動。由於以往研究對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界定不同以及研究方法不同, 關於兩者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出一致結論。本研究將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加以梳理, 從自我選擇效應和媒體效應以及“強化螺旋”模型的視角全面深入地探討自戀與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 以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思路。
2 自戀者更偏愛使用社交網站？——
自我選擇效應
自戀者的主要特征是以自我為中心, 具有很強的表現欲並渴望得到他人持續的關註, 社交網站為其提供了自我展示的理想平台, 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自戀者的預期和需求。根據自我選擇效應, 個體在做出選擇和決定時主要是基於選項是否符合個人預期的判斷以及能否滿足其心理需求。具體到媒體使用情境中, 即強調個體心理特質對媒體選擇和使用的影響, 那麽自戀者是否會據此更多地使用社交網站？為更加清晰地闡述自戀與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 本研究將對不同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進行分類, 並同時考察自戀的整體水平和不同維度。
2.1 自戀者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2.1.1 自戀者的一般性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對於社交網站上的一般性使用行為, 研究者主要從使用強度、時間及頻率、好友數量、使用內容以及態度等方面進行測量(Liu & Baumeister,2016; Ong et al., 2011; Panek et al., 2013)。研究發現, 自戀能顯著預測更多的社交網站使用活動、更高頻率的使用行為以及個體與社交網站之間更高強度的情感聯結 (Błachnio, Przepiorka, &Rudnicka, 2016)。自戀者在社交網站上花費的時間更長(Fox & Rooney, 2015; Moon et al., 2016)、每日登錄更頻繁(Mehdizadeh, 2010), 並且線上好友數量也更多(Ong et al., 2011; Walters & Horton,2015)。他們在個人主頁和狀態更新等社交版塊上的自我提升行為也更多(Mehdizadeh, 2010)。自我表現欲作為自戀人格的一階概念, 主要表現為自我專註、虛榮心、自負以及表現傾向, 可通過對自戀人格問卷(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NPI)進行因素分析得到(Raskin & Terry, 1988)。研究表明自我表現欲與線上好友數量、自我表露數量和頻率以及登陸頻率正相關(Carpenter, 2012;Hollenbaugh & Ferris, 2014; Panek et al., 2013;Wang & Stefanone, 2013)。Ryan 和 Xenos (2011)調查了 1324 名澳大利亞互聯網用戶, 結果發現與
非 Facebook 用戶相比, Facebook 用戶持有更高水平的表現欲, 且高表現欲的個體更偏愛使用照片和狀態更新功能。總而言之, 個體越自戀越容易沈浸於社交網絡中, 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參與更具表現性的社交網絡活動, 集聚更大圈子的朋友, 以此來滿足他們膨脹的自我概念和脆弱的自我價值感。
2.1.2 自戀者在不同類型社交網站上的使用行為
國外關於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於 Facebook 平台, 後來逐漸拓展到其他社交媒介上, 如 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Davenport et al.,2014; Moon et al., 2016)。研究證實, 隨著自戀水平的提高, Facebook 狀態更新和 Twitter 發布的數量都會隨之增加, 但無論是在大學生群體還是成人群體中, 相比於 Facebook, 自戀都能更強地預測 Twitter 使用行為(Panek et al., 2013), 這可能是因為 Twitter 上更多發布的是與自我相關的內容,而 Facebook 上的內容更註重人際之間的交流。但自戀與 Twitter 上的關註者數量無顯著相關(McKinney et al., 2012), 這可能是因為 Twitter 不能直接發送交友請求, 自戀者需要生成有意思的博文才能獲得他人關註(Davenport et al., 2014)。另外, 自戀者往往將大量時間用在 Instagram 上分享個人照片(Mehdizadeh, 2010; Moon et al., 2016),而且為了塑造積極的個人形象, 會努力在 Instagram上表現的很酷(Sheldon & Bryant, 2016)。在國內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平台上, 研究發現自戀水平高的個體在朋友圈中的行為更具表現性, 認為自己的照片富有吸引力, 並傾向於使用自己的照片作為主頁照片(Wang, 2017)。由此可見, 不同類型社交平台的特點和功能不同, 如 Facebook 主要用於建立和維持關系, Twitter 主要強調信息的共享而非人際關系間的互惠, Instagram 則鼓勵個體通過分享照片和視頻來表達自我, 微信朋友圈兼具自我呈現和人際互動功能, 這些平台在滿足自戀者自我表現和尋求關註的心理需求上存在差異, 因而自戀者會根據自己的心理需要來選擇使用不同的社交網站平台。
2.1.3 自戀者不同性質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用戶在社交網站上具有雙重身份, 既可以創建內容 , 也可以享用其他用戶發布的內容(Mäntymäki & Islam, 2016)。有研究者根據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性質將其區分為“主動使用”和“被動使用”兩種類型(Davenport et al., 2014)。主動使用指個體積極參與社交平台上的交流互動並主動創建內容(如更新狀態、發布照片、點讚和評論等),被動使用指僅僅使用該平台享用內容(如閱讀帖子或博文、瀏覽圖片等)。Davenport 等人(2014)證實自戀能顯著預測大學生在 Twitter上以及成年人用戶在 Facebook 上的主動使用行為。自戀者傾向於表露更多的文本和視覺信息, 發布更具表現性的帖子和主頁照片並進行更頻繁的位置簽到(Bergman et al., 2011; DeWall, Buffardi, Bonser, & Campbell, 2011; Wang & Stefanone, 2013)。此外,Sheldon 的研究表明自戀與發布個人照片的頻率以及對朋友的照片進行點讚和評論的頻率也積極相關(引自 Sheldon, 2016)。總之, 自戀個體往往會更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被動地使用社交網站, 他們通過積極展示自我(如更新狀態)以及與他人互動(如評論他人信息)來塑造積極自我形象並管理來自他人的關註, 以此來維持膨脹的自我概念。
2.1.4 自戀者具體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關於社交網站上的具體使用活動, 目前大量研究主要集中於自拍、狀態更新、社會反饋以及隱私保護行為等。那麽自戀對這些具體的使用行為有何影響呢？下面將具體論述自戀與具體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之間的關系。
(1)視覺型自我展示行為——自拍自拍, 指用戶使用智能手機或網絡攝像頭拍攝自己的照片並上傳到社交平台的視覺型自我展示行為。在 Instagram 上有近乎一半分享的照片可以歸為“自拍照” (Hu, Manikonda, & Kambhampati, 2014)。許多研究證實自戀和在社交平台上發布和分享自拍正相關(Sorokowski et al., 2015), 自拍成為社交媒體時代下自戀的一種表現。與非自戀者相比, 自戀者會更頻繁地發布數量更多的個人自拍照, 並經常更換他們的主頁照片(Bergman et al., 2011; 丁倩等, 2016; Halpern et al., 2016; Moon et al., 2016)。而且自戀者往往花大量時間修飾自己的照片, 並上傳能突顯個人魅力的照片(Fox & Rooney, 2015; Kapidzic, 2013), 這在特權感高、自尊脆弱的自戀者身上尤為常見(Barry, Doucette, Loflin, Rivera-Hudson, & Herrington, 2017)。自戀者熱衷於自拍活動, 這可能是因為在社交平台上直觀生動地展示積極的自我形象, 對於浮誇型自戀者來說, 既可以滿足其表現欲, 也有利於獲得他人的讚美。而脆弱型自戀者亦可以通過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社交環境中展示自拍來宣稱個體的自信感。
自戀的不同成分和自拍的關系則有所不同。有研究者采用自戀人格問卷(NPI)的三因素分析結果, 來探究自我表現欲、領導力/權欲和特權感/剝奪性等三個自戀成分與自拍的關系。結果發現個體自我表現欲的特征越顯著, 其在 Instagram 上發布自拍照的比例及頻率越高, 會常常更新照片並對照片中自身外貌的評估更積極(Carpenter, 2012; Moon et al., 2016)。而自拍和領導力/權欲之間的關系則結果不一致。有研究者提出領導力/權欲反映了個體對領導和支配他人的自我知覺, 能正向預測發布自拍的頻率(Weiser, 2015)。但也有研究者發現, 該維度與所有的自我提升行為負相關(Barry et al., 2017; Moon et al., 2016), 他們認為高領導力/權欲的個體一般具有較高水平的自尊,不需要通過自拍來證明其獲得的成就。這些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受樣本大小和被試性別的影響,如 Weiser 調查的是由 1204 名美國居民(女性占比65%)組成的全國性樣本, Barry 等人(2017)的調查對象是 128 名大學生(女性占比 85%), 而 Moon 等人(2016)則以 239 位 Instagram 用戶(女性占比 46%)為研究對象, 樣本規模以及性別比例上的差異都可能對研究結論產生影響。此外, 研究還發現自戀的另一個成分特權感/剝奪性(即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最好的並具有操縱和利用別人的意願), 並不能有效預測 Instagram 上的自我提升行為(Moon etal., 2016; Weiser, 2015)。
總的來說, 自戀的整體水平與自拍積極相關,但是自戀的不同方面與自拍的關系則不一致, 如個體越愛表現, 與自拍的關系越緊密, 而持有高特權感和剝奪欲望的個體則很少會采用自拍這種更具適應性的自我強化策略。這也證實了在考察自戀者的行為特征時, 有必要對自戀的不同維度和成分進行具體探究。
(2)文本型自我表達行為——狀態更新在測量社交網站使用時, 研究者除考查一些穩定的使用特征(如個人主頁)外, 也開始關註其動態特征。狀態更新, 一般指通過文字書寫來進行自我陳述, 用於即時表達個體當前的狀態(Garcia & Sikström, 2014)。狀態更新面對的是大規模觀眾而不針對特定的接受者 (Deters, Mehl, & Eid, 2014), 因而自戀者為吸引他人的註意會發布更多的狀態, 更頻繁地展示自己的想法(Fox & Rooney, 2015; Ong et al., 2011)。Winter 等人(2014)采用問卷法和內容分析法來探究人格特質和 Facebook 狀態更新之間的關系時, 發現自戀是狀態更新頻率最重要的預測因素, 並且高水平的自戀還會引起更深入的自我表露和更多提升性內容的發布。具體來講, 自戀者會發布更多關於成就、節食以及鍛煉的內容(Marshall et al., 2015), 並且會頻繁使用第一人稱代詞 , 而較少使用反社會的單詞(DeWall et al., 2011)。總之, 自戀者會頻繁地更新自己的動態、進行積極的自我呈現, 這反映了自戀者關註自我並希望通過塑造積極的自我形象來引起他人註意的心理特征。
(3)友好型人際互動行為——社會反饋社交網站是集自我呈現和社會反饋於一體的社交平台, 在此平台上的社會反饋指一種直接的非即時性反饋, 主要包括點讚(一鍵式溝通)和評論(基於文本, 亦可只包含表情)兩種形式, 表示對他人信息的積極回應 (Deters, Mehl, & Eid, 2016)。一項關於社交網站使用和自我價值感的元分析表明, 自戀者往往會主動參與社交網站上的人際互動, 並積極回覆及評論好友發布的內容(Liu & Baumeister, 2016)。Sheldon 也發現自戀與給好友的照片進行“點讚”及評論的頻率積極相關(引自 Sheldon, 2016)。自戀者對他人信息進行“點讚”或主動回應, 反映了自戀者對他人的積極關註以及興趣, 這也可視為自戀者的一種印象管理策略, 即通過社會反饋來塑造友好互動的個人形象。同時根據人際交往的互惠性規範, 自戀者對他人的積極反饋也會引起他人對自戀者的相同反應, 從而可以滿足自戀者獲得他人肯定和認可的渴望。
(4)權衡型表露約束行為——隱私保護
社交網站上的科技革新, 允許個體將人際信息實時傳送並分享到整個社交網絡, 這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折衷成本——潛在的隱私損失, 這已引起社交網站用戶的廣泛擔憂 (Ahn et al., 2015)。有研究表明, 個體越自戀, 越可能在社交網站上表露個人信息(Bergman et al., 2011; Carpenter,2012; DeWall et al., 2011)。基於此, Utz 和 Krämer(2009)預期高自戀用戶對社交網站上的隱私設置較不嚴格, 但由於對隱私設置的操作化定義不同以及被試使用社交網站的方式不同, 不同研究之間並未達成一致結論。Ahn 等人(2015)進一步考察了自戀的不同維度, 結果表明脆弱型自戀會顯著影響社交網站上隱私控制的行為意向, 而浮誇型自戀卻沒有此作用。這可能是因為高脆弱性自戀者對與自己相關的信息高度警覺, 為避免出現威脅其隱私的情況, 他們對隱私設置的要求更為嚴格; 而高浮誇型自戀者專註於尋找自我提升的機會, 可能會忽視潛在的遭受隱私侵犯的風險(Ahnet al., 2015)。由此可見, 在面對一些潛在風險因素時, 浮誇型和脆弱型自戀者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和動機需求。因而, Utz 和 Krämer (2009)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也可能是因為對自戀采用了整體單維測量, 而忽略了自戀的不同維度對個體行為的不同影響, 從而導致研究結果之間的幹擾。通過以上闡述可以發現, 自戀者更偏愛使用社交網站, 然而, 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如 Deters 等人(2014)通過調查德國和美國被試發現, 自戀和狀態更新活動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還有研究表明自戀僅與自我報告的社交網站好友數量相關, 而與發布狀態或照片的頻率以及照片數量之間不相關(McKinney et al., 2012; Moon etal., 2016; Ong et al., 2011; Wang, 2017), 且不能預測社交網站的使用時間 (Horton, Reid, Barber,Miracle, & Green, 2014)。這可能是因為社交網站不僅是個體表現自我以及尋求關註的工具, 同時也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媒介, 在社交中表現的過於自戀可能會給個體帶來負面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在自戀影響社交網站使用過程中存在一些額外變量, 如社交網站使用可能更多地反映的是對信息分享的一種積極態度(McKinney et al., 2012), 還有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外向性後, 自戀並不能預測照片數量和社交規模大小, 但對展示個人主頁等直接的自我呈現活動仍有顯著影響(Ong et al.,2011)。因而, 為驗證自戀對社交網站使用的影響,研究還需進一步考察一些額外變量, 如外向性、開放性、個體的自我調節策略以及使用動機等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作用。總體而言, 大部分研究都證實了自戀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積極影響, 從整體上看, 個體越自戀, 越傾向於使用社交網站上的功能。此外, 通過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進行具體劃分並結合自戀的整體水平和不同維度, 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戀對不同形式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作用。
2.2 自戀者偏愛使用社交網站的理論解釋
盡管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 大量研究仍支持自我選擇假設, 即自戀的心理特質促使個體更偏愛使用社交網站。這還可以通過一些理論進行解釋。計算機溝通媒介的“使用與滿足”理論(Morris& Ogan, 1996)認為, 個體使用社交網站的行為由一定的心理需要激發, 旨在滿足個體的某種心理需求(鄧林園, 方曉義, 萬晶晶, 張錦濤, 夏翠翠,2012)。自戀者往往高度關註自我, 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讚美(Morf & Rhodewalt, 2001), 而溝通是贏取外部認可並減輕自我疑慮的有效方法(Choi,Panek, Nardis, & Toma, 2015), 尤其是社交網站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觀眾” (Bergman et al.,2011), 自戀者可以在該平台上積極展示自我並進行人際溝通來肯定理想的自我意識並滿足其心理需 求 (Andreassen, Pallesen, & Griffiths, 2017;Błachnio et al., 2016)。
此外, 自我決定理論(Ryan & Deci, 2000)進一步指出人有三種基本的心理需要, 即自主性、能力和關系, 其中自主性指個體進行某種活動時產生的控制感, 能力指個體相信自己有能力和他人交往並實現預期目標, 關系指個體渴望和他人取得聯系。在這三種需要得到滿足後, 更易引起內部動機並促進積極行為(Moller, Ryan, & Deci,2006)。具體到社交網絡情境中, 社交網站因拓展了個體交往的規模, 並在自我呈現的內容和效果、朋友的選擇以及關系的發展上給予個體一定的控制力, 使自戀者在使用社交網站時充分體驗到了自主性、能力感和聯系感, 進而促使自戀者更多地參與社交網站活動。
3 社交網站使用使人更自戀？——媒體效應
還有研究者從另一個視角, 即媒體效應的視角來探討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媒體效應作為社會化效應的一種表現, 主要強調媒體使用對用戶特質和行為選擇的影響(Trepte & Reinecke,2013)。以下將基於該視角論述社交網站使用行為對自戀的影響。
3.1 社交網站使用對自戀的影響
許多研究在探討社交網站使用行為對自戀的影響時發現社交網站使用越多, 會促成越積極的自我概念。如 Halpern 等人(2016)通過一年追蹤研究發現, 自戀者會更頻繁地使用自拍, 且隨著自拍數量的增多, 其後測的自戀水平也會隨之提高。Gentile 等人(2012)指出, 在“我的空間”上修改個人主頁會導致更高水平的自我關註, 使年輕人更認同他們身份中自戀的一面, 尤其是在領導力和表現欲方面。Buffardi 和 Campbell (2008)的研究結果也發現, 人們通過使用社交網站分享照片和發布自我提升的信息來拓展自我, 這表明社交網站使用也可能促成或強化了自戀傾向。此外,社交網站上自戀行為的普遍存在還會引起其他用戶自戀水平的提高, 不管該用戶最初有沒有表現出自戀特質(Halpern et al., 2016)。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結論 , 如Gentile 等人(2012)以及 Horton 等人(2014)所做的研究, 並未發現 Facebook 使用對自戀水平的影響。Walters 和 Horton (2015)采用日記研究法, 讓被試在連續四天內每日報告兩次 Facebook 使用情況並完成浮誇型自戀人格測評, 結果發現在控制了原來的自戀水平後, Facebook 使用並沒有引起預期的自戀水平的變化。這可能與 Facebook 平台的特征有關 , Facebook 主要采用標準化格式(Gentile et al., 2012), 用於和現實中的朋友及家人保持聯系, 自戀者在 Facebook 上多樣性的自我呈現以及得到大規模積極反饋的預期都受到了限制,因而 Facebook 使用在引發自戀上可能不那麽有效。未來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比較不同社交平台對自戀影響的差異。此外, 上述研究主要探討了一般性社交網站使用行為而非具體的使用行為, 因而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墻貼、照片上傳和動態更新以及瀏覽推送等不同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與自戀的關系, 來更深入地了解社交網站使用對自戀的影響。
3.2 社交網站使用影響自戀的原因
盡管結果存在差異, 大量研究還是證實了社交網站使用對自戀的影響, 即肯定了媒體效應的假設。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了實現自戀性自我提升的模式：首先, 自戀啟動了動態的自我調節模型(Morf & Rhodewalt, 2001), 即自戀者通過在社交環境中積極采用人際交往策略, 並和內部引起的認知–情感–自我評價活動相互作用來塑造自我,不斷強化和捍衛積極的自我概念; 其次, 在該系統中的他人或團體會為自戀者提供支持和強化; 最後, 自戀者利用他人來實現自我提升, 這與他們對建立和維持穩定的人際關系缺乏興趣有關(Campbell & Campbell, 2009)。基於此, 本研究將社交網站使用影響自戀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兩方面。其一, 社交網站為自戀者提供了積極自我呈現的機會。社交網站允許個體在個人主頁、墻貼和狀態更新上呈現自我提升性的內容(Kauten etal., 2015; Mehdizadeh, 2010), 並鼓勵個體定制完美身份, 即只呈現自己最積極和討人喜歡的一面(Liu & Baumeister, 2016)。這便滿足了動態自我調節模型中人際自我調節的要求, 即自戀者通過策略性的自我展示來塑造和管理理想的個人形象,並引起了個體在認知上、情感上和動機上的一系列反應。兩者相互作用, 促使個體逐漸內化其在網上精心建構的完美的自我印象 (Walters &Horton, 2015), 進而促成了更積極的自我觀念。其二, 自戀者在社交網站上易於獲得支持性資源。研究表明在關系建立初始, 自戀者更易於得到他人的喜歡和幫助, 因而在該階段自戀者的獲益更多(Campbell & Campbell, 2009)。社交平台為自戀者短時期內建立大規模淺層的關系, 並控制關系的發展趨向提供了條件(Barry et al., 2017),因而自戀者在此平台上可享用到充分的人際資源。此外, 社交網站還鼓勵對他人信息積極回應,“點 讚 ”按鈕的設置便促進了積極評價 (Liu & Baumeister, 2016; Walters & Horton, 2015), 而且社交網站上多半評論都是積極的(Greitemeyer, Mügge, & Bollermann, 2014)。這種持續積極的反饋是得到他人註意和肯定的重要標志, 能增進個體所持的優越感和特權感的信念, 進一步提升個體的自我概念(Gentile et al., 2012), 而這正是自戀系統的認知基石(Walters & Horton, 2015)。總而言之, 社交網站使用對自戀的影響契合了實現自戀性自我提升的模式。社交網站鼓勵自戀者在該平台上使用人際策略來塑造理想的個人形象, 並通過與內部的認知情感反應相互作用來增強自戀者的自我認同。此外, 大量淺層友誼關系的建立以及支持性反饋的獲得也利於促進自戀者積極自我觀念的強化。
4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相互作用？——
“強化螺旋”模型
大量研究已證實, 自戀者會更多的使用社交網站, 通過不同性質和形式的使用活動來表達自我, 而通過使用社交網站又能促進自戀水平的提升, 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社交網站上的自我選擇效應和媒體效應提供了依據。此外, 根據 Slater 提出的“強化螺旋”模型,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之間還可能互相作用, 構成相互強化的循環。該模型提出個體的年齡、性別、性格、先前經驗、心情、觀念、社會影響以及社會身份等都會影響個體對媒介內容、溝通渠道和類型的選擇(Zillman &Bryant, 1985), 而媒體使用進而會對個體的信念、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用戶對媒體的選擇和媒體使用對個體的影響之間相互作用、彼此促進。
這一模型已在許多探究個體特質和媒體使用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得以證實。如 Halpern 等人(2016)通過交叉滯後分析發現, 自戀和自拍行為之間存在相互強化效應, 即自戀個體會更頻繁地進行自拍, 而自拍行為的增加又進一步增強了個體的自戀水平。Trepte 和 Reinecke (2013)在探討社交網站使用活動和個體自我表露特質之間的關系時, 也證實了兩者的相互作用, 即高自我表露特質的個體更傾向於使用社交網站, 同時頻繁的社交網站使用活動也會增強個體線上自我表露的傾向。結合以往的研究, 社交網站使用活動因為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自戀者的心理需求, 因而自戀者傾向於更多地使用社交網站; 另一方面, 通過使用社交網站, 自戀者既可以展示積極的自我又能獲得支持性的社會反饋, 這又會進一步增強個體的自戀水平。因而,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的關系可能也符合“強化螺旋”模型, 即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互相作用、彼此強化, 從而形成人格特質和媒體使用之間相互作用的循環。但關於社交網站使用影響個體自戀的研究並不多, 且研究結果存在差異, 因而兩者關系的作用方向仍需進一步的探討。
5 兩者關系的影響因素
除了探討兩者的直接關系, 還有研究者對影響兩者關系的因素進行了探討, 這主要集中在性別、年齡和代際差異以及文化因素等方面。
5.1 性別因素
研究表明, 在自戀水平上, 男性往往高於女性(Foster, Campbell, & Twenge, 2003)。而在社交網站使用上, 相比於男性, 女性更傾向於在社交網站上進行自戀性的自我展示(Wang, 2017), 如上傳自拍照以及更新狀態(Wang et al., 2012)。在探討自戀者的社交網站使用行為時, 研究者發現男性自戀者在“關於我”版塊和“備註”版塊都展示了更多的提升自我的信息, 如發布強調個人智力的內容, 女性自戀者更傾向於發布強調外貌的、光鮮的以及美化過的照片, 而在“瀏覽照片”和“狀態更新”版塊則沒有發現顯著的性別差異(Mehdizadeh,2010)。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也受到性別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女性樣本越多,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越弱, 原因可能是女性使用社交網站的動機是多重的, 而男性使用社交網站則受自戀動機的影響更大 (Liu & Baumeister, 2016)。具體到自戀和社交網站上發布自拍的關系, Sorokowski 等人(2015)證實自戀概念中只有“需要關註”維度(由特權感、優越感和表現欲構成)能顯著預測女性發布自拍照的行為, 而自戀所有分量表基本上都與男性發布自拍照的數量有關。女性頻繁地發布自拍照可能與積極自我呈現的需要以及歸屬需要有關, 而男性發布自拍則與其自負水平有關(Sorokowski et al., 2015)。Weiser 的研究進一步表明, 發自拍的頻率與領導力/權欲的關系在女性身上更穩健, 這可能是因為權欲和支配欲高的女性將發自拍視為一種滿足個體需要的有效途徑, 而不用擔心受到社會規範的懲罰。同時, 該研究還發現發布自拍的頻率與特權感/剝奪性的關系在男性身上更顯著而在女性身上不顯著, 這可能是因為對於自戀男性而言, 發布自拍代表了一種自我調節策略, 可用以自我提升和自我驗證。由此可見, 由於受社會角色和動機需求的影響, 男性和女性自戀者會呈現出不同的社交網站使用活動偏好。而且自戀的不同維度對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影響, 對不同性別的個體來說也是不同的。未來研究還可以探討不同的社交網站使用活動對自戀水平的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5.2 年齡和代際差異
大量研究證實, 最近幾代人比過去幾代人擁有更自戀的人格特質(Twenge et al., 2008; Twenge & Foster, 2010)。盡管有研究將年齡樣本擴充到 14 至 47 歲(Sorokowski et al., 2015)或 18 至 44 歲(Ryan & Xenos, 2011), 但大多數關於社交網站使用和人格特質關系的研究還是集中於成年人以及大學生身上(Deters et al., 2014; Kapidzic, 2013; Mäntymäki & Islam, 2016)。不同的年齡群體在自戀水平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Foster et al., 2003; Leung, 2013)以及兩者的關系上均有所差異, 如有研究發現自戀與 Facebook 上主動使用行為的關系僅在成人用戶中成立, 在大學生身上則不顯著(Davenport et al., 2014)。Weiser 則發現年齡並不能調節自戀總分及其維度對發布自拍的預測性影響。這可能跟成長背景不同有關, 對於千禧一代的人來說, 社交網站使用代表一種日常的溝通渠道和交往方式(Bergman et al., 2011), 而對於較早的幾代人來說, 該工具並不在其社會規範內, 需要更有意識地來使用, 自戀便可能是促使其積極使用的一種有意識動機(Davenport et al., 2014)。而發布自拍是最近幾年才出現並流行的, 對於成年人和大學生來說都是一種新穎的呈現方式, 有助於滿足不同年齡階段的個體尋求關註的需求。
5.3 文化因素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活動之間的關系可能還會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在西方國家, 尤其是在美國, 個人主義和自戀現象更為普遍(Twenge, 2011), 美國以外的人們都傾向於認為美國人自戀水平更高(Miller et al., 2015)。自戀與個人主義特質正相關, 而與集體主義特質負相關(Campbell et al., 2002)。這可能是因為個人主義鼓勵關註自我,而集體主義則強調團體意識和凝聚力。然而, 在探討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時, 一項元分析卻表明兩者的關系在亞洲和集體主義城市中更為顯著(Liu & Baumeister, 2016)。這可能是因為在集體主義背景下, 人際交往的需求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得到滿足, 而滿足自戀需求的方式則比較少, 因而能為自我展示提供理想平台的社交網站便對人們具有了更強的吸引力。許多人可能有意識地使用社交網站來滿足其自戀需求, 因而在集體主義國家, 社交網站使用活動受自戀的影響更
顯著。而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 社交網站使用更為普遍, 人們的使用動機具有多樣性, 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自戀對社交網站使用的影響。不過, 這其中可能還有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在發揮作用, 因此, 有必要在考慮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的情況下再深入探討文化因素對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關系的影響。
綜上所述, 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還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如個體層面的性別和年齡因素以及社會層面的文化背景因素等, 因而在確定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關系時仍需謹慎。
6 不足與展望
關於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的研究發現, 自戀者一般會更多地使用社交網站,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進行不同形式的自我展示活動, 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個體的自戀水平。盡管國內外研究者在該領域已進行了大量研究,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如在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界定、兩者的作用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改進等方面仍需更深入的探討。
6.1 自戀的界定和測量
自戀是一個覆雜的概念, 包含多重屬性, 多數關於計算機媒介溝通的實證研究都將自戀作為一階概念(Davenport et al., 2014; DeWall et al., 2011), 這可能會模糊自戀的不同維度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自戀的不同成分對心理社會適應的影響不一致甚至相反(Pincus & Roche, 2011; Wink, 1991), 因此有必要細分自戀的不同維度和成分來更好地理解其對個體行為的影響(Ahn et al., 2015)。此外, 不同學者對自戀的劃分以及測量也不盡相同, 如從適應性的角度可以將自戀劃分為非病理性和病理性自戀(Pincus et al., 2009), 而從類型的角度可以將自戀劃分為浮誇型自戀和脆弱型自戀(Miller et al., 2011; Pincus & Roche, 2011)。自戀究竟應視作一個兩級的連續體(健康與不健康), 還是看作單級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顯性和隱性) (鄭湧, 黃藜, 2005), 測量時是按總分還是分維度具體計算, 目前研究仍未達成一致。由此可見, 自戀結構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對自戀的進一步研究, 通過整合已有的相關研究,並結合自戀概念的實質, 啟示未來研究可以基於浮誇型和脆弱型自戀的視角, 考查非病理性和病理性自戀在這兩種形式上的具體表現及其不同成分, 這也是當前一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6.2 社交網站使用行為的界定
在測量社交網站使用行為時, 由於不同的研究考察重點不一樣, 導致其和自戀的關系結果也不一致。如多數研究集中於社交平台 Facebook,且主要關註 Facebook 的使用次數和使用時間等一般性使用行為(Walters & Horton, 2015), 這種過於依賴並簡化社交網站使用變量的做法, 是一項有待解決的問題(Davenport et al., 2014)。有研究者提出考查社交網站的具體使用行為以及評定不同的使用內容具有理論意義(Deters et al., 2014; Ryan & Xenos, 2011), 如有研究發現越頻繁地發布與個人相關的成就、思想和情感, 越能指示其自戀水平, 而發布新鮮事件卻沒有此影響(Panek et al., 2013)。基於此, 未來研究應廣泛涉及不同類型的社交平台, 而具體的研究則應更具針對性, 聚焦於某一類社交網站並細化其使用功能和方式。在測量上可將量化和質性研究結合起來, 以期更深入全面地考察社交網站使用行為。
6.3 作用方向問題
有研究發現, 使用社交網站的個體在自戀水平上比非使用者高(Ryan & Xenos, 2011)。但也有研究表明社交網站為高自戀者提供了自我提升以及尋求關註的機會, 但這並不能證明社交網站使用會導致自戀產生(McKinney et al., 2012; Walters & Horton, 2015)。由於以往研究多是相關設計, 盡管有少數研究采用了縱向追蹤法和實驗法, 但研究結論並不完全一致, 尤其是大量研究主要關註自我選擇效應, 而探究社交網站使用行為對自戀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 因而對於社交網站使用行為和自戀的作用方向尚且不能得出結論。但是基於已有的研究, 在充分考慮自戀者的人格特質和社交網站平台特征的情況下, 結合相關理論依據,我們可以推測, 自戀者為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會更多地使用社交網站, 而社交網站本身的屬性以及對自戀行為的鼓勵又能提升個體的自戀水平,兩者之間相互作用並構成彼此強化的循環。但此關系仍需未來縱向研究以及行為實驗來進一步驗證。在探究兩者的關系時, 還需進一步考察個體的人格特質、動機以及行為策略等額外變量的影響。此外, 由於以往研究主要關註了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之間的直接關系, 對於兩者關系作用機制的探討也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6.4 研究方法問題
關於自戀和社交網站使用的研究多數采用的是自我報告法, 容易產生記憶上的偏差(如高估或低估)以及社會期待效應, 同時也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有研究采用了實驗法, 但這種方法創造了一種不真實的使用社交網站的場景(Walters & Horton, 2015), 限制了研究結論的推廣性。未來研究可以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將問卷法和實驗法相結合, 或者在測量自戀時將自評和他評結合起來, 而對社交網站使用的測量也可以在自評的基礎上, 客觀記錄一些量化指標, 如獲得“讚”以及評論的數量, 並結合對被試發布內容的主題編碼和語義分析, 或使用日記法來記錄每天的社交網站使用情況等。
參考文獻
鄧林園, 方曉義, 萬晶晶, 張錦濤, 夏翠翠. (2012). 大學生心理需求及其滿足與網絡成癮的關系. 心理科學, 35,123–128.
丁倩, 張永欣, 魏華, 牛更楓, 周宗奎. (2016). 大學生自戀人格、自拍行為與積極情緒的關系. 中國臨床心理學
雜志, 24, 519–522.
葛紅寧, 周宗奎, 牛更楓, 陳武. (2016). 社交網站使用能帶來社會資本嗎? 心理科學進展, 24, 454–463.
郭豐波, 張振, 原勝, 敬一鳴, 王益文. (2016). 自戀型人格的理論模型與神經生理機制. 心理科學進展, 24,1246–1256.
牛更楓, 孫曉軍, 周宗奎, 孔繁昌, 田媛. (2016). 基於 QQ空間的社交網站使用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 上行社會比較和自尊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學報, 48, 1282–1291.
姚琦, 馬華維, 閻歡, 陳琦. (2014). 心理學視角下社交網絡用戶個體行為分析. 心理科學進展, 22, 1647–1659.
鄭湧, 黃藜. (2005). 顯性自戀與隱性自戀: 自戀人格的心理學探析. 心理科學, 28, 1259–1262.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16). 第 38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取自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P020160803367337470363.pdf
Ahn, H., Kwolek, E. A., & Bowman, N. D. (2015). Two faces of narcissism on SNS: The distinct effects of vulnerable and grandiose narcissism on SNS privacy contro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5, 375–381.
Andreassen, C. S., Pallesen, S., & Griffiths, M. D.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dictive use of social media,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Findings from a large national survey. Addictive Behaviors, 64, 287–293.
Barry, C. T., & Kauten, R. L. (2014). Nonpath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Which self-reported characteristics are most problematic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6, 212–219.
Barry, C. T., Doucette, H., Loflin, D. C., Rivera-Hudson, N., & Herrington, L. L. (2017). “Let me take a selfi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photography,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6, 48–60.
Bergman, S. M., Fearrington, M. E., Davenport, S. W., & Bergman, J. Z. (2011). Millennials, narcissism, and social networking: What narcissists do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nd wh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 706–711.
Błachnio, A., Przepiorka, A., & Rudnicka, P. (2016).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as predictors of dimensions of Facebook us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296–301.
Buffardi, L. E., & Campbell, W. K. (2008). Narcissism and social networking web si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303–1314.
Campbell, W. K., & Campbell, S. M. (2009). On the self-regulatory dynamics created by the peculiar benefits and costs of narcissism: A contextual reinforcement model and examination of leadership. Self and Identity, 8, 214–232
Campbell, W. K., Rudich, E. A., & Sedikides, C. (2002).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the positivity of self-views:
Two portraits of self-lo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358–368.
Carpenter, C. J. (2012). Narcissism on Facebook: Selfpromotion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 482–486.
Choi, M., Panek, E. T., Nardis, Y., & Toma, C. L. (2015).
When social media isn’t social: Friends’ responsiveness to
narcissists on Faceboo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7, 209–214.
Davenport, S. W., Bergman, S. M., Bergman, J. Z., &
Fearrington, M. E. (2014). Twitter versus Facebook:
Exploring the role of narcissism in the motives and usage
of differen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2, 212–220.
Deters, F. G., Mehl, M. R., & Eid, M. (2014). Narcissistic
power post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status updating activity on Facebook.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53, 165–174.
Deters, F. G., Mehl, M. R., & Eid, M. (2016). Social
responses to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The role of
extraversion and social anxie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1, 1–13.
DeWall, C. N., Buffardi, L. E., Bonser, I., & Campbell, W. K.
(2011). Narcissism and implicit attention seeking: Evidence
from linguistic analyses of social networking and online
present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
57–62.
Facebook. (2015). Company info. Retrieved from https://
company.info/login
Foster, J. D., Campbell, W. K., & Twenge, J. M.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Inflated self-views
across the lifes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7, 469–486.
Fox, J., & Rooney, M. C. (2015). The Dark Triad and 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 as predictors of men’s use and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6, 161–165.
Garcia, D., & Sikström, S. (2014). The dark side of
Facebook: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of status updates
predict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7, 92–96.
Gentile, B., Twenge, J. M., Freeman, E. C., & Campbell, W.
K. (2012).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on
positive self-view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 1929–1933.
Greitemeyer, T., Mügge, D. O., & Bollermann, I. (2014).
Having responsive Facebook friends affects the satisfaction
of psychological needs more than having many Facebook
friend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 252–258.
Halpern, D., Valenzuela, S., & Katz, J. E. (2016). “Selfie-ists”
or “Narci-selfiers”?: A 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of selfie
taking and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7, 98–101.
Hollenbaugh, E. E., & Ferris, A. L. (2014). Facebook selfdis closure: Examining the role of traits, social cohesion,
and motiv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50–58.
Horton, R. S., Reid, C. A., Barber, J. M., Miracle, J., &
Green, J. D. (2014).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agentic and communal Facebook use on
grandiose narcissis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
93–98.
Hu, Y. H., Manikonda, L., & Kambhampati, S. (2014). What
we instagram: A first analysis of instagram photo content
and user typ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ICWSM 2014
(pp. 595–598). The AAAI Press.
Kapidzic, S. (2013). Narcissism as a predictor of motivations
behind Facebook profile picture sel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 14–19.
Kauten, R. L., Lui, J. H. L., Stary, A. K., & Barry, C. T.
(2015). “Purging my friends list. Good luck making the
cut”: Perceptions of narcissism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1, 244–254.
Leung, L. (2013).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ntent
generation in social media: The roles of the gratifications
sought and of narcissis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997–1006.
Liu, D., & Baumeister, R. F. (2016).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and personality of self-worth: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64, 79–89.
Mäntymäki, M., & Islam, A. K. M. N. (2016). The Janus face
of Facebook: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1,
14–26.
Marshall, T. C., Lefringhausen, K., & Ferenczi, N. (2015).
The Big Five,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as predictors of
the topics people write about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5, 35–40.
McKinney, B. C., Kelly, L., & Duran, R. L. (2012).
Narcissism or openness?: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9, 108–118.
Mehdizadeh, S. (2010). Self-presentation 2.0: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on Facebook.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3, 357–364.
Miller, J. D., Hoffman, B. J., Gaughan, E. T., Gentile, B.,
Maples, J., & Campbell, W. K. (2011). Grandiose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m: A nom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9, 1013–1042.
Miller, J. D., Maples, J. L., Buffardi, L., Cai, H. J., Gentile,
B., Kisbu-Sakarya, Y.,… Campbell, W. K. (2015).
Narcissism and United States’ culture: The view from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 1068–1089.
Moller, A. C., Ryan, R. M., & Deci, E. L. (2006).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sumer decisions without using coercio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25, 104–116.
Moon, J. H., Lee, E., Lee, J. A., Choi, T. R., & Sung, Y. (2016). The role of narcissism in self-promotion on Instagra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1, 22–25.
Morf, C. C., & Rhodewalt, F. (2001).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12, 177–196.
Morris, M., & Ogan, C. (1996). 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39–50.
Ong, E. Y. L., Ang, R. P., Ho, J. C. M., Lim, J. C. Y., Goh, D. H., Lee, C. S., & Chua, A. Y. K. (2011). Narcissism, extraversion and adolescents’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 180–185.
Panek, E. T., Nardis, Y., & Konrath, S. (2013). Mirror or megaphone?: How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rcissism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differ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2004–2012.
Pincus, A. L., Ansell, E. B., Pimentel, C. A., Cain, N. M., Wright, A. G., & Levy, K. N. (2009). Initial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Inventor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1, 365–379.
Pincus, A. L., & Roche, M. J. (2011). Narcissistic grandiosity and narcissistic vulnerability. In W. K. Campbell & J. D.
Narcissism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e
YANG Xiujuan; ZHOU Zongkui; LIU Qingqi; NIU Gengfeng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Narcissism is a personality trait characterized by inflated self-concept and desire for others’
continuous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Narcissists are fond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 because SNSs
encourage different types of self-promoting behavio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narcissism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NSs use behaviors (i.e.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including overall use of SNSs, use
behaviors on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different types of use behaviors (active usage vs. passive
usage), and specific forms of use behaviors (selfies, status update, social feedback, and privacy control).
SNSs use behaviors could also promote individuals’ narcissism (i.e. the media effect). Therefore, narcissism
and SNSs use may interact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i.e.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rcissism and SNSs use behaviors can be affected by gender, age and generation
gap as well as culture.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address the issues like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rcissism and SNSs use. The direction of the two interacting constru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area should also be explored and improved by future research.
https://journal.psych.ac.cn/xlkxjz/E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3930
https://journal.psych.ac.cn/xlkxjz/CN/10.3724/SP.J.1042.2017.01552
